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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邓某雄将人诉至法庭，要求赔偿其全部本金损失267.52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.03万元（资金占用费以损失本金267.52万元为基数自2024年2月26日起按中国某某银行公布的全国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利率年化3.45%暂计算至2024年4月6日，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）。
最后，经法院判决，被告尚某强、孙某扬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邓某雄损失120.89万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尚某强和孙某扬均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。
800万元托人炒股遭遇巨亏
根据判决文书，该案的原告邓某雄，经朋友介绍，认识被告尚某强，尚某强向原告称其具有丰富的证券投资经验和庞大的业务市场，可帮助原告通过证券投资获得稳定收益。原告对其产生信赖，2023年9月20日，原告（乙方）与尚某强（甲方）签订《托管协议》，约定原告向证券账户出资800万元，委托尚某强进行股票交易；为保证原告资金安全，尚某强提供60万元担保金放账外；尚某强保证原告本金不受损失，如果账户亏损达到约定幅度，应补齐初始资金至800万元；盈利时，五五分成。上述合同签订后，原告依约向证券账户转入800万元，尚某强向邓某雄转账60万元作为担保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托管协议》第九条和第十条分别约定：1．甲方有义务保证乙方本金不受损失，如果合作账户亏损幅度达到7.5%即740万元时，甲方有义务补齐初始资金800万元。2．根据合作账户盈利情况，甲方有义务给乙方支付相应的盈利分红，分红比例为甲方五成，乙方五成。《托管协议》约定的期限为2023年9月21日至2023年12月21日。
《托管协议》在履行过程中，尚某强出于对孙某扬炒股技术的信任，将案涉证券账户交由孙某扬实际操作，尚某强和孙某扬均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。
尚某强作为中间人替孙某扬和邓某雄传递股票账户情况，邓某雄未提出反对。2023年10月10日，原被告双方从案涉证券账户转取35万元作为盈利分红，各分得17.5万元。因案涉证券账户出现亏损，尚某强于2023年10月24日向案涉证券账户转存补齐资金65万元。因案涉证券账户持续亏损，2023年11月16日，尚某强在微信里对邓某雄说：“不会让你承担损失的”“不用担心风险”“补齐800万”。2023年11月20日，邓某雄在微信里对尚某强说：“还有我的股票不可以炒港股，你告诉孙总”，尚某强表示“好，我给孙总传达”，随后邓某雄在微信中跟孙某扬也表示“不要炒港股”，并让孙某扬把亏损成本补给自己，孙某扬表示“亏多少，全部承担”。2023年11月20日，尚某强向案涉证券账户转存补齐资金100万元。2023年11月20日，在邓某雄向尚某强和孙某扬明确表示不要购买港股后，孙某扬于2023年11月20日、21日等日再次买入港股“某某集团”（股票代码为×）。2023年底，邓某雄案涉证券账户出现大额亏损，2024年1月15日，孙某扬向邓某雄案涉证券账户转存20万元，用以补齐资金，2024年1月26日，孙某扬再次一次性以每股5.64元的价格买入“××格尔”股票161800股（股票代码为×，系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），案涉证券账户显示持仓“××格尔”股份余额为1111800。截至2024年1月底邓某雄案涉证券账户总资产为538.475万元。
2024年1月30日，邓某雄修改了案涉证券账户密码并由其本人实际操作。
2024年1月31日，孙某扬发现邓某雄修改了账户密码后，为了让邓某雄将案涉证券账户重新交给自己操作，孙某扬于2024年2月7日给邓某雄打了400万元的欠条，约定借款期限为2024年2月7日至2024年3月7日，但邓某雄也没有因此将案涉证券账户重新交给孙某扬操作。
2024年2月26日，在孙某扬表示“卖吧，全挂出来”，又表示“撤掉，不要这样挂”的情况下，邓某雄以每股4.23元至4.29元不等的价格抛售了其所持有的“××格尔”股票，截至到2024年2月26日，邓某雄案涉证券账户显示资金余额为472.48万元。
托人炒股巨亏后，邓某雄将尚某强、孙某扬二人告上法庭。
邓某雄认为，尚某强在签订《托管协议》之后，与孙某扬共同操盘，未能保证原告本金不受损失，未依约补足证券账户资金，且违反原告要求，进行高风险的股票账户操作，导致原告遭受经济损失。孙某扬作为操盘手，在账户亏损后多次对债务进行确认，应与尚某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。
本案有哪些争议？
《托管协议》中保底条款是否有效，《托管协议》是否有效
《托管协议》中第九条约定“甲方有义务保证乙方本金不受损失，如果合作账户亏损幅度达到7.5%即740万元时，甲方有义务补齐初始资金800万元”，该约定系保底条款，根据该条款规定，原告邓某雄不承担投资失利的风险损失，而是由被告承担，但《托管协议》同时约定双方的盈利分红比例为五五分。上述条款排除了邓某雄应承担的风险，且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仍约定享有50%的收益，不符合市场规律和公平原则，故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：“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，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。”案涉保底条款无效并不影响《托管协议》中其他条款的效力，其他条款仍然有效，所以《托管协议》具有法律效力。
400万元欠条是否有产生债务的效力问题
该欠条系在案涉证券账户发生亏损之后，孙某扬单方面向邓某雄出具的欠条，结合法院查明的事实，孙某扬出具该欠条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影响邓某雄，将案涉证券账户交由孙某扬进行操作，该欠条所载明的借款事实并没有实际发生，故对该400万元的欠条效力不予认定。
二被告的责任如何划分
首先，原告邓某雄和被告尚某强与孙某扬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。《托管协议》约定邓某雄是委托人，尚某强是受托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尚某强委托孙某扬成为操盘手并获得了邓某雄的追认，故尚某强与孙某扬系共同受托人。其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二十二条：“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。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，应当经委托人同意；……。”二被告作为受托方，应在受托范围内按指示行事，对受托事项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，但二被告在邓某雄多次强调不要购买港股的情况下，不听从委托人的指示，大量购买港股，邓某雄作为案涉证券账户的所有人及委托方，有权解除委托合同。二被告作为受托方均没有证券从业资格，明知股票理财具有高风险性，仍擅自随意接受原告委托从事股票理财，并且向委托人作出了本金不受损失的承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对原告委托的股票理财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，给原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三十二条规定：“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，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。”因此，被告孙某扬和尚某强作为共同受托方，为原告邓某雄提供股票理财服务，过错责任相当，故孙某扬和尚某强应当对委托人邓某雄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。
原告是否承担责任
首先，邓某雄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，其于2014年开立股票账户，2023年开始炒股，对于股票市场风险应有足够的认识，对“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”的常识应有基本的认知，同时对股市的“高风险、高收益”的特点也应有明确认知；其次，根据《托管协议》约定：“乙方上述资金在其名下账户进行股票交易，该账户内的股票交易由甲方负责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操作，否则因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”庭审中查明：邓某雄在委托二被告股票理财期间，邓某雄知晓案涉证券账户的交易密码及持仓情况；第一次庭审中，被告尚某强陈述“邓某雄把她的股票账户和密码交给我们，合同上约定由我们操作，是不允许邓某雄操作的。”和第二次开庭中被告孙某扬陈述“我和尚某强是朋友关系，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操作过，大部分是我在操作，邓某雄可以随时登录关注到账户”，推定邓某雄、尚某强和孙某扬对案涉证券账户操作过程均是知情的，邓某雄作为委托人明知金融市场存在较大的风险，仍轻信受托人的保底承诺，轻信受托人的股票操作技能，亦存在一定的过错。
综合本案庭审情况，原、被告双方对案涉证券账户的损失应按照过错比例进行分担，法院依法酌定原告承担损失的40%，二被告承担损失的60%。
根据判决文书，原告案涉证券账户损失的截止日期应计算至原、被告双方委托理财合同解除之日，即2024年1月30日，具体损失应以委托人邓某雄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800万元减去2024年1月30日案涉证券账户的当日总资产，因原告陈述无法调取元月30日当天的案涉证券账户分析报告，原告向法院提交的2024年1月31日案涉证券账户分析报告显示，2024年1月31日总资产为538.475万元，法院结合2024年1月30日和1月31日“××格尔”股票市值差额为60.04万元，计算出2024年1月30日的案涉证券账户总资产为598.51万元，故原告的损失应为201.49万元（即案涉股票账户初期资金800万元减去2024年1月30日案涉证券账户总资产598.51万元）。
至于原告主张的267万余元的损失计算方法，没有法律依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条、第九百一十九条、第九百二十二条、第九百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一、被告尚某强、孙某扬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邓某雄损失1208924.98元。
二、驳回原告邓某雄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责任编辑：王旭